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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展经济学解中国发展之惑探应对危机之策
chinacir.com.cn   2011年1月17日      文字大小:[ ]  收藏本页

  一、《农业国工业化》及发展经济学之时代意义

 

  研究员吴敬琏回溯了早年与张培刚先生共事的经历,并且指出中国经济发展路径和国民经济结构调整中曾经走过的一些弯路正是由于对发展经济学学科的理解和吸收不够所造成的。特别是当下,面临世界金融危机的挑战,更需要发展经济学发挥更大作用。过去经济学中普遍使用的分析理论框架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经济分析,但是长期的分析还是要用发展经济学理论。我们要用发展经济学的眼光对当前经济进行长期分析,就是要分析如何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靠投入驱动为主到靠效率提高支撑经济发展。只有短期应对措施和长期应对措施双管齐下,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这意味着发展经济学要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克服当前困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学院院长李晓西重点谈到了他学习张培刚先生《农业与工业化》这本著作的一些体会。他认为张培刚先生为学的使命感正是最值得当今学者学习的,这本著作里包含了许多超前的理论思想,甚至可以被认为是60年前的科学发展观,特别是其中包含的统筹思想,强调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发展,其工业化内涵既包括城市,也包括农村,这个思想不仅在当时,就是在现在,也是极其重要的。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经济编辑室主任许建康认为发展经济学的发展需要对其基本假设和原理进行一些反思,发展经济学本身也正在发生急剧的分化。张培刚特别强调农业国的工业化过程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是一个垄断竞争的市场,这个市场当中双方不是共赢;剩余劳动力转移不是一个单项的转移,是双项的流动。在分析问题时就需要对原有的前提假设和分析框架进行修正,这一点正是刘遵义等人获奖论文的贡献。

 

  科技处处长李佐军首先谈到了发展经济学的时代意义,一是可以为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提出合理的解释;二是发展经济学可以为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提供理论层面的有力支撑。然后李佐军重点分析了张培刚先生的人本发展思想和协调发展思想,这两方面,正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要义。他还认为张培刚思想之所以历久弥新,在于其研究方法科学合理,研究框架系统完整,并且从根本上抓住了经济发展的核心主题农业国工业化,广义工业化实际上就是分工演化的一个基本内容;张培刚的研究满足了发展中国家实现民富国强和平衡农业工业关系的两大现实需求。

 

  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颜鹏飞认为中国这个转型时期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正处在一个以五大转折为特征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拐点之上。转型期社会尤其发展中大国的发展更具风险性和不确定性,要从诸种事物的对立和运动中把握统一面。强调区分非科学发展与科学发展,大力实现创新型发展、公平与和谐型发展、绿色型发展和非依附型发展。

 

  二、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增长成功之经验

 

  过去30年中国经济历经了奇迹般的快速增长,这种增长的背后原因和动力机制以及是否还能持续引起了与会专家的热烈讨论。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认为消费、出口和结构调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维持高速增长关键是要想办法发展内需,内需也可以是消费,也可能是基础建设,也可以是教育、医疗方面的。同时,他还认为长期发展还是要看基本面,现在最主要的就是要维持信心,所以预期是非常重要的。在分析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时,刘遵义认为最重要的是市场制度领域改革成功,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对全世界的经济都有推动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提出通过一致的关系可以解决尽可能多的中国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改革,或者和它发生的一切的变化,所有的故事都应该在一个特定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和特定的社会经济生态里发生的,事实必须是一致性的。因此我们理解经济现实应该从事实出发,从一致性来检验,而不是从理论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观念来评价。他通过一致性来检验得到的结论是,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没有消失,但是劳动力无限供给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胡必亮认为中国的崛起和中国的发展都是一种内生的东西,需要结合社会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的不同概念和方法,用中国本土的东西来分析中国特有的现象。特别以他近年来所研究的非正式制度与农村发展的问题为说明,他认为村庄高速发展的背后的动力是一种内生的东西,这种内生的东西跟国外的市场那种原则没有很强的联系,发展的真谛是来自于民间的制度创新。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邹东涛认为理性的超强经济改革和相对滞后的政治改革的非对冲组合,造就了中国改革的成功。非对冲组合实际上也包括30年中刚性的政治制度,和柔性的经济制度变化,促进中国的发展,60年的眼光是一个系统的看法,是一个变迁过程,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首先是内生的,不是外生的。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从GDP、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这几个角度构建指标体系对中国的现代化历程进行了评价。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内中国现代化进程推进了9个百分点,改革开放后30年推进了38.5个百分点。在这些指标中人均GDP、服务业的增加值比例和农业生产率与其他国家相比,还处于较低水平,因此未来30年,通过中小企业的发展,吸收由农业、农村转来的劳动力以及新增就业是非常关键的。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郭熙保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原因是后发优势,资本、技术、人力、制度和结构这五种后发优势同时发挥作用,汇合成巨大的推动力,使中国经济保持连续近30年的超高速增长。改革开放只是我国后发优势得以发挥的触发器,后发优势发挥是高速增长的根本动因,而改革开放为后发优势的发挥创造了有力的外部条件。

 

  三、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应对之策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认为我们当前所处的国际环境是全球化的环境,它是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战略机遇期,就这次危机,既是一次对我们下一步经济转型升级的挑战,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遇,这次的机遇主要表现在我们前30年的一些重要的战略,在这个时期已经到了需要转变的时期,比如我们的外向型增长的战略,内生性因素是外向型战略向经济国际化战略的转变过程中能够成功的实现转型升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香港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宋敏从银行监管与风险控制的角度考察了当前金融危机的成因,他认为监管不足产生了一系列的系统性问题。与经济发展相关的金融发展有个长远发展的问题,如果监管做的比较合适,它可能帮助我们整个金融体系发展,如果有过度的监管,也可能阻碍我们金融体系整个长远的发展。

 

  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郑国汉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国外汇储备管理及珠三角金融一体化这三个角度谈香港金融中心扮演的角色。他认为,在人民币不是完全可以兑换的条件下,如何有序的逐渐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其中相当重要的是如何利用香港这个世界金融中心地位,和它与世界各国货币和金融市场的网络,以及它和中国大陆的特殊关系,达到人民币地位的国际化。

 

  华友世纪创始董事长向松祚则联系当前发生的金融危机,认为西方经济学中一些基本原理是存在问题的,例如强调看不见的手,市场永远会自动迈向均衡的理论;二分法原理将供给和需求分开,微观和宏观分开,把基本面和非基本面分开等等;风险分散的原理;以及经济学有一个最基本的困境,就是假若其他一切皆不变,你的这个假设才能够成立。

 

  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潘家华从金融危机能否化解减排压力的角度进行了探讨,认为经济增长与我国现在温室气体排放的轨迹都是非常吻合的。从长远看,金融危机是化解不了减排压力的,我们任重而道远。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认为,世界金融危机放大了我们这种传统增长模式的内在矛盾,中国经济要走出低谷,刺激内需就成为一个最关键因素,中央政府应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第一是要继续增强经济实力与市场的改革;第二要通过增长方式的转变来培养新的增长点;第三要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来刺激消费需求;最后要通过大力改革推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陈锡康对中国2009年中国经济发展态势进行了预测,认为现在依靠政府的大规模投资来带动全社会投资的快速增长,是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最有效的途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跟GDP增长速度这中间有显著的正向关系,中国有可能成为最先走出金融危机和经济最先好转的一个国家。他认为大规模投资会使积累与消费比例严重失调,国家财政收支逆转,出现比较大的财政赤字等问题。

 

  四、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及政策重点    

     

  全国人大常委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实体经济方面,而且使就业形势异常严峻。民生最重要的问题是就业,就业乃民生之本。面对危机,政府应该主动引导第四次创业浪潮,用创业带动就业。当前,农民工创业可以引爆我国最大的内需。鼓励返乡农民工创业需要政府把扩大就业作为第一工作目标。目前需要采取以下六条措施:一要提供免费的创业培训,提高农民工创业能力和创业意识;二要创新金融服务,为农民工创业提供创业资本;三要强化创业服务,尽可能降低创业门槛;四要进行财税扶持,使农民工创业成本最小化;五要创建各类创业园区,营造农民工创业的良好小环境;六要调整政府目标体系,把就业和创业作为政府第一工作目标。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认为二元经济差异扩大是约束我国均衡增长的关键。二元经济这个特征的存在,表现为广大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和国民经济增长之间出现了不匹配。应对经济衰退,对于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特征比较明显的社会经济,在刺激需求的同时,要把关注点放在活跃供给这方面。他认为,要拉动内需,实现增长,关键是提高农民收入,特别是对农民工的就业,这对农村的消费需求扩张具有根本长期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曙光提出我们要关注当前的保增长,更要重视长期发展,事实上短期的保增长政策和长期进行结构调整的政策,在很多地方是有矛盾的。他着重分析了内需启动困难的原因:一是外需过旺,二是储蓄过高,三是咱们现在的城市化是小规模的人口迁移,所以要启动内需,首先要启动进城人的内需,包括这几年毕业的几千万大学生和进城的一亿多农村的打工和创业人口的内需。

 

  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周立群认为市场的约束是经济发展要长期解决和突破的一个难题。就我们目前的发展阶段看,我们面临着对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双重突破。我们既要瞄准这些发达国家和发达经济体,同时又要拓开我们在新型国家的新型经济体。针对这次扩大内需,我们要就自身市场的分类要做进一步的细分,其中有一个分析视角,那就是消费品市场,也就是消费市场和投资市场。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史晋川提出在这一轮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促稳定的过程中,不仅是四万亿的支出,更重要的还有我们的改革,我们的市场秩序的规范,我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等等,只有通过这些才能够使我们的企业在一个合理的,或者说一个正常的环境下能够做出一个理性的正确的选择,内需和扩张才有比较好的基础,经济增长才具备长期增长的可持续的力量。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方福前在谈到宏观调控与政策时滞的问题时,认为我们的政策时滞偏长。在如何缩短我们的政策时滞方面,他认为要深化对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认识,兼听各方意见,设立非官方的、组成人员定期更换的经济政策咨询机构,建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商制度和协调机制。

 

  南京大学学科处处长范从来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出口导向型的竞争模式,要转向一种内需驱动型的模式。要启动内需增长的模式,主要是消费,而增加消费应该提高收入水平,应该控制的是财产性收入,我们应该去增加的是经营性收入。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伍新木认为中国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既是它的结果,也是它的原因,其产生滞后的原因在于近30年是第二个继续对农业实行双重剥夺的30年,双重剥夺就是用低报酬的农民工以及低价值的农地,以及低价格的农业资源,这实际上扩大了城乡差别。其次,中国没有被激活的经济要素的资源性的财富,这个财富太巨大了,有很大一块的国有资源没有市场化,没有财产化,没有财富化。最后,要有社会保障,应该设立一个物权流转的税收制度,物权税,物业税,流转税,用这所有形式的财富,减少一部分国家持有的国有资产,或者是集体持有的国有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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